2017年4月，著名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一场经济学会议上，用“水大鱼大”四个字形容过往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确，在这十年间，中国的GDP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之后，人民币规模、外汇储备等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倍数扩充。而与之同步变化的，使中国企业的数量，中国的商业投资界发生巨变，中国人的消费方式、支付手段和理财观念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现象的产生，也让中国经济有了别样的发展形势…………
2007年2月，美国次贷危机形成。受此影响，中国外贸出现危机，直接的表现为订单和交易额出现大幅下滑。在东南沿海，中国纺织业面临巨大危机，出口萎缩，飞跃集团、华联三鑫等大型企业出现大规模负债，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江苏、浙江等省份出现经济萎缩。为了应对这次危机，在政府的批示下，我国的几家大型银行开始增大贷款额度，政府发布公告称两年内将四万亿元投资到各大领域，即为赫赫有名的“四万亿计划”。除此之外，中央也出台政策大力振兴相关产业，力求拯救石油化工等重点行业，让重工业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
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困扰，中国以迅即推出“四万亿计划”的方式，率先从全球跃出了经济危机的泥沼。从短期看，它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没有发生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防止了经济的下滑，维持国内社会与人心的和谐稳定，对中国顺利挺过这次危机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但是从长期看，“四万亿计划”让中国政府对于通过投资来振兴经济产生了依赖，也让中国在今后经济发展的道路中一直难以真正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而且这四万亿元主要的去向是桥梁、轨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对第二产业大量投资会让经济实现转型更加的困难，引发资源衰竭和环境污染。政府这样大规模的投资也会造成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波及整个市场经济和消费环境。
1994年，中国的联想公司走到前进的十字路口，公司内部的两大核心人物柳传志和倪光南在选择发展道路的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倪光南时任联想的总工程师，他选择发展芯片等核心零部件来为联想未来的升级制造优势;而总裁柳传志希望从各方面尽最大可能节约联想生产的成本，尤其是劳动力这方面，进行市场化的探索，在同等售价的情况下压低自身成本来获取更大的利润，走出当下的裹足不前的境地。这一争议便是著名的“柳倪之争”，最终以柳传志的胜利告终。从商业运营的角度看，柳传志的选择无疑是绝佳的，但是从长期看，没有自身的核心技术支撑，这样的发展模式也会陷入困境。十年之前因为电子商业各方面的局限性和外部环境的影响，联想的发展几乎停滞，才想到进行技术的研发，但是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也没能看到其具有自身产权的芯片。
“柳倪之争”看似只是企业内部选择发展途径的一个小插曲，但实际上却是整个中国制造行业前进方式的彷徨。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史中，技术研发的缺乏是几乎所有企业的通病，技术层面的匮乏导致的产业崩溃会成为我们的心中之痛。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命令美国企业禁止向中国企业中兴通讯出口相关零部件。中兴通讯所生产设备的主要元器件，包括核心芯片，都依赖于从美国进口，美国商务部的禁令导致一时间中兴通讯的几乎所有产业链断裂，整个公司陷入休克的状态，可见技术层面的过度依赖也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
同样作为国内通信行业的领头羊，华为公司却一直怀有居安思危的精神，不宣传业绩，低调办事，始终将收入的10%用于研发，以自己的能力生产出海思麒麟芯片等核心零部件，成为世界上5G技术的领头羊。所以在2019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对华为也发出类似的禁令后，华为能够从容不迫地继续自己的生产和运营，基本不受到任何影响。
2018年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兴通讯的禁令时长是7年，实际上剑指的就是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中国政府和企业都应该以中兴事件为警醒，面对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现实，学习和培养华为的忧患意识和钻研精神，努力提高自我创新能力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摆脱依赖心理，加大研发方面的投入，让我们的技术水平达到新的高度。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新的政治时代的到来，也揭开了中国经济局面新的一幕。路透社对于上一届政府工作的总结性报道中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快速推进，但是环境恶化的现实也摆在我们眼前。的确，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很多地方经济的片面发展忽视了对生态的治理。遍及华北的沙尘暴、沿海地区的水污染、肆虐中原的雾霾天等环境污染问题触目惊心。生态治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此后，中央政府对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发展也作出了新的评估，客观地预测宏观经济增速相对之前的一二十年开始减缓，不能再把宏观经济的增长作为唯一的发展目标，注重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而河长制等制度的出台也表现出中央治理环境的决心。响应中央的号召，很多地方对于官员考核的标准是农业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优先，而不再像以往那样注重当地的GDP水平，一种称之为GEP(Gross Ecosystem Product，城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新的考评指标随之浮现。
201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对丽水市作出“不考核GDP和工业总产值”决定,考核导向由注重经济总量、增长速度，转变为注重发展质量、生态环境和民生改善。丽水市充分考虑资源禀赋、功能布局、发展水平和工作特色，制定推行了促进绿色生态发展的全新考核办法，构建形成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新体系。丽水将生态旅游业作为发展经济的主产业，充分利用生态优势和畲族文化底蕴，在遂昌、缙云、景宁等地发展特色旅游和生态农业，有效带动了当地经济增长和居民就业。2018年7月，丽水市发布《丽水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和生态资产核算研究报告》，成功实现了将本地的生态环境治理融入经济增长的全新发展模式。
丽水发展模式是很多城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缩影，它们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注重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相结合，对于产业转型升级和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有着极大裨益。
近几年来，传统的带动互联网经济增长的方式也陷入了僵局。数据显示，中国网民数目的增速逐年放缓，这表明互联网金融企业原来的获客方式难以为继，不能再以过去的途径壮大自己的规模，否则存量的下降将会给这一企业乃至行业带来巨大危机。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获客成本大大增加让“流量红利”来实现自身的保值增值已相当困难。所以，未来三大互联网金融公司应将主要目标放在产业互联网端，加强云技术等方面的建设，将自身产业不断进行数字化升级。
2015年ofo小黄车的推出标志着共享经济在中国的全面推广，此后各类共享单车接二连三地出现，如摩拜、小鸣单车等，并在2016年成为投资界最大的热点，以填补出行市场“最后一公里”的空白和受欢迎的分时租赁的商业模式获得了大规模融资，包括很多风险投资机构。在各大城市，不仅仅是共享单车，很多其他的共享产品也纷纷出现，一时间“共享”成为2016年的年度热词。
然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共享经济行业发展也是举步维艰。共享经济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高效，但在消费和支付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困扰。一些企业家在共享经济领域小试牛刀便迅速致富，吸引了大批投资者涌入共享行业，这使得共享经济市场泥沙俱下。往往创业者本身并没有很大的财产损失，受苦的还是普通的股东和消费者，很多共享企业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面临倒闭，而先前客户所支付的押金以及股民手中的有价证券却再难收回，如2018年12月大批人群集聚在北京ofo总部门口申请退还押金。
共享经济初入中国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共享经济的市场体系也会日趋完善，相应的监管机制也会更加成熟。企业的规范化也会让共享经济走上一条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
此时此刻，中国正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照耀在世界的东方。回首过去的十年，政府主导的投资带领中国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科学发展的道路让中国的经济得以可持续，而以互联网为主导的金融正成为时代的最强音。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外部的质疑之声，我们的国家更应该增强定力，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以从容的心态和良好的形象，迎接正在展开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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